京沪消费首过万亿

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万亿，实现10338亿元，连续第8年保持全国最大消费城市的地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96年突破1000亿元到2009年突破5000亿元用时13年;到2019年突破1万亿元，用时仅6年。

20年来，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逐步成为拉动北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对首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带动作用，推动北京率先形成了投资、消费协调拉动的经济格局。目前消费对北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七成。

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消费市场正在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变，发展潜力巨大。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北京消费市场融合发展趋势明显。

与北京一同迈入消费万亿大关的还有上海。数据显示，2019年，上海全市完成消费总额10055.76亿元，同比增长8.1%。一度被业内惊呼“步入寒冬”的上海南京东路、南京西路、淮海中路等一线商圈销售明显回升，摆脱连年负增长困境，去年销售额同比增速分别达1.7%、1.1%和2.9%。

上海目前已成为国际消费品品牌进入中国境内市场的首选地之一，国际知名高端品牌中，已有90%进驻上海;上海通过“国际时尚周”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带动时尚产业集聚;消费需求升级还带动进口消费品快速增长。去年上海进口消费品423.5亿美元，占该市进口比重达16.6%。

京沪之后，还有哪座城市离万亿消费大关最近?答案自然是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广州是华南地区的商业、交通、经济、教育、文化等中心，有大量的专业批发市场，商贸物流业十分发达。目前广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7932亿元，预计再过两三年，消费总额有望突破万亿大关。

在广州之外，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的消费总量达到了6400多亿，超过了深圳和天津，高居全国第四。消费增幅也达12.5%，超过沿海多数城市。一方面，近几年重庆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增速已经连续两年位居全国各省份首位。另一方面，重庆主城区人口近千万，加上下属区县，总人口近3000万，相当于一个中型省份，本身消费市场庞大。

武汉超深圳

值得注意的是，一线城市深圳尽管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第四，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位列全国第七。数据显示，去年深圳GDP逼近广州，但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017.84亿元，增长仅2.0%，不仅比广州低了近3000亿，而且也不如天津和重庆两大直辖市，更是被中部的武汉超过。

武汉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武汉消费总额达到5102.24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已超过深圳，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排第2位。

缘何深圳的消费被武汉超过?一方面这与深圳限车有关。2014年12月29日，深圳市发布汽车限牌令，成全国限车第八城。因此，限车对消费影响贯穿2019年全年。深圳市统计局数据显示，若扣除汽车限购一次性政策因素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29.61亿元，增长9.7%。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地缘因素。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深圳靠近香港，出入香港购物十分方便，很多深圳人经常往返香港购物，尤其是一些奢侈品、电子产品等基本是到香港购买。

此外，人口结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谭刚说，深圳是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城市，现在年轻人买东西大多通过网络购买，而购买外地商家的产品，这一部分很少纳入到该市的社会消费品统计中。

以社会消费品总量与GDP的比值来看，深圳的数据仅为28.67%，在消费总量排名前二十城市中位列倒数第一。也就是说，在深圳，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低于全国水平。

省城为何消费大

此外，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包括苏州、无锡、宁波、泉州、东莞、佛山等外贸明星城市在外贸出口的带动下，经济高速发展，甚至一些城市经济总量还超过了所在的省会，但就消费而言，省城仍是不折不扣的中心。

例如，在江苏，苏州的经济总量1.45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七。而南京的经济总量为9720亿元，仅为苏州的67%，但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方面，南京比苏州多出100多亿元，位列全国第十，苏州则位列第11位。

在福建，经济总量最大的是泉州，但省城福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泉州高出1029亿元。在广东，东莞和佛山两市加起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41.92亿元，仅为省城广州的61%。

以社会消费零售品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直辖市、省会城市也多高于其他城市。根据统计，北上广和重庆、武汉、成都、杭州、南京等省会城市这一比例均在40%以上，最高的福州达到了62.1%。唯一的例外是天津，作为直辖市，天津这一比例仅为31.72%，这是因为天津旁边有北京这个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大量的消费被吸引过去。

相比之下，非省会城市这一比例要低不少，比如东莞、佛山、无锡、苏州等城市这一比例均在30%多一点，与省会城市有不小的距离。

江苏省社科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树华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省会城市的中心辐射能力更强，商业设施、生活设施等各种资源比较集中，周边的地市都会聚集到省会城市来消费。“消费是一种大流通的概念，省会与非省会城市相比，在流通成本方面比较低，它们组织资源的能力比较强，各种要素资源都在省会城市聚集，消费人群和规模增加后，又会进一步拉低流动成本。”

王树华说，社会消费品零售主要是老百姓的生活性消费，主城区人口规模大，流通成本更低。另外，从产业结构来说，省会城市一般都是以第三产业为主，科教文化资源雄厚，各种高端生产要素在省会城市的聚集度比较高，很多企业的研发和营销总部也会设置在此，消费能力比较强。

相比之下，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尽管产值比较高，但在消费端，相比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就有较大的差距。厦门市政协常委、集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李友华教授说，像佛山、泉州等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城市，虽然外来人口也很多，但由于收入较低、流动性较强，因此其转化购买力也不强。而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聚集的高端人才更多，收入比较高，稳定性更好。

谭刚说，一个城市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跟人口结构有关。省会城市往往是历史上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消费购物比较突出。而沿海一些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如佛山和东莞等地，外来人口很多，但他们的实际消费很多是体现在春节返乡消费，而不一定是在务工所在地消费。

王树华分析，在社会消费中，类似高档服装、奢侈品等偏高档、消费额比较大的消费，可以实现消费地和居住地分离，比如江苏很多地市的人买衣服可以到南京，选择的余地也多。

谭刚分析，一个城市的消费总额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像南京，不仅辐射江苏本省，包括安徽南部马鞍山等地的人都跑到南京去消费。“因此消费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更好地体现了经济中心的特点。”

主要城市消费情况